接种任务13.5万人！固原在全区率先完成！ [2022-04-21]

[21]这既是体系解释的功能，也是体系解释方法对立法规范本身的要求。

宪法的文本结构[36]承载了制宪者或修宪者的宪法理念，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和具体体现。论者提出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要求修改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四款的内容，那么当需要援引修改后的宪法条文时，是将其援引作宪法第十条第四款，还是宪法修正案第二条？[11]似乎两种援引方式皆有其道理和依据：前一种援引方式的根据在于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正文的内容，而后一种援引方式则依循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法条序号所提供的信息。

为此，立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了成熟且可操作的立法技术，以解决如何调整法条序号的问题。不仅如此，最新的宪法修正案还出现了两个不同于前四个宪法修正案的地方：其一，以修正案的方式在现行宪法当中增加一节，首次修改了现行宪法的文本结构。[7] 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法学》1999年第6期。这使得宪法修正案无法脱离宪法原文而独立存在。依据学界的通说，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是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迥异于法律条文的表述方式。

不过，官方同时公布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的做法本身就存在误导性。[25] 详见《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第1版。[25]程姝雯、王秀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违法文件发出纠正督办函合宪性审查已箭在弦上》，载《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28日AA12版。

至于有权提出审查建议的其他国家机关，基本上都属于较低层级的法律适用机关，其职责在于严格依法办事，发现和探究立法本身是否存在疏漏并非其职责所系。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写入了合宪性审查这五个字，可谓字字千金。[30]由此可见，备案审查虽然刚性不足，但的确发挥了一定的功效。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大量的宪法性问题都可以消解在合法性层面，另一方面还必须正视一个深层次原因，即全社会的宪法意识还普遍不高，成熟的宪法文化还远未形成，尤其是由于宪法还远远没有走进社会大众的生活空间，有人甚至还缺失对宪法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更缺失行宪护宪的自觉和行动。

无论是什么性质或类别的机构，都只是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合宪性审查职责作前期的辅助性准备工作，最终的决定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障既需要司法审判、行政执法中的个案正义，也需要立法上的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

提议人及社会公众有权获得相关的信息资料、了解各种论点和论据、监督审查的过程和进展情况。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党委、人大、政府、军队各系统分工负责、相互衔接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体系。[28]从已经公布的备案审查实例看，目前高质量的审查建议往往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提出的。[18]为此，设立宪法委员会的种种构想和方案再一次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从设立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到设立与全国人大平行的宪法委员会，各种选项应有尽有。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体现着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者简介：苗连营，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民的审查建议可以提出翔实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也可以是简单的要点和主旨，对此不必做硬性的统一要求，以避免把绝大多数公民挡在合宪性审查的大门之外。而且，即使对于报备的规范性文件也难以做到一一审查。

[33]例如，2018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向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发送督办函，分别督促有关地方修改审计条例、计生条例，废止地方著名商标条例，确保真正做到有错必纠。[22]在没有先例可循和足够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合宪性审查不仅缺乏实践经验，可能还要冒一定的法律风险。

因此，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立场、方法、态度以及审查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合宪性审查而言至关重要。要使公民的审查建议成为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要动力源，就不仅需要完善备案审查机构设置、加强备案审查队伍建设、为公民的审查建议提供更为便捷及时的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更需要构建以公民为起点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以真正把这项工作植根于公民的参与和行动之中。

程序公开应当成为合宪性审查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机关或者个人都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意愿或便利而随意决定公开的内容、范围与方式。2、合宪性审查是实现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三、路径选择：寻找合宪性审查的着力点 实现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的转型与升级，不仅需要观念上的转变与更新，更需要制度方案的合理选择和实际行动。也要慎重稳妥、统筹规划，避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心态。而宪法实施的内生性动力则在于公民践行宪法理念、参与行宪实践的努力与行动，在于民众内心对宪法的真诚信仰和拥护。更重要的是，这一用语更符合我国的政治理念与现实，更容易为我国的宪法体制所接受和吸纳。

它不仅仅是话语策略的巧妙转变，不仅仅是合宪性审查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合宪或者违宪两种可能，从而可以避免陷入违宪推定等先入为主式的主观片面，因此更为温和中性且较为全面，更具有内涵上的包容性和解释上的可塑性。[28]可以是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具有专业、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不仅对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可以提出建设性的立法方案，而且能够对本行业的利益诉求有效地筛选、整合并进行组织化的表达和博弈，因而能够比公民个体更好地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对于合法性审查范围内的问题，没必要特别拔高为合宪性审查。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定了《对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的工作办法》、《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对审查建议的接收登记与移交、审查研究、处理与反馈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使备案审查的各主要工作环节初步做到了有章可循。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违宪审查一词逐渐确立了稳固的学术主流地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这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经验和实际，以现行制度和既有实践为依据，扎实有效地推进备案审查的完善与发展，不断拓展备案审查的范围和层次，积极进行必不可少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科学凝练合宪性审查的理论依据和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健地推动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的实质性转型与发展。这对于地方因地制宜运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实际问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出现违宪行为，解决违宪问题，这在任何法治社会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人类政治文明更为成熟、理性的表现。其实，备案审查和基于公民的审查建议所进行的具体审查显然不属于同一类别的审查。

3、合宪性审查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法治保障。无论是静态的制度构造还是动态的行为过程，其直接目的都在于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否定而使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得以实现。

合宪性审查作为学术上和政治上一个主流话语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在中国需要合宪性审查这一关键点上，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共识。这些担心并非多余，甚至成为滞延宪法监督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审查程序上，要从受理登记、审查研究，到形成结论、进行反馈等各个环节，强化对公民审查建议的程序保障，尤其是应当通过制度化建设使公民的建议能够对最后做出的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军事规章和军事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

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 备案审查 宪法监督 。尤其是十九大报告超越了以往单纯政治话语层面的宏大叙事，不是仅仅做出一般的原则性号召，而是深入到微观的制度建构与措施，要求通过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进而达到维护宪法权威的目的。而且，公开审查过程不仅有利于增强合法性审查的力量和权威，也有利于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实现社会对立法工作的监督，且不说最终的审查结论如何，单是公开这样一种形式就足以对相关的立法主体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任何一项立法都可能在阳光下接受合宪性审查的评判与质疑，由此在无形之中督促其更加注重立法的质量和形象。因为，在整个法的位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地位，法律法规等必须以宪法为根据而制定，是对宪法精神和规定的延伸与细化。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宪法不是法院的裁判依据，因此，法院进行宪法性选择和判断的机会并不多。[21]至于在这一框架内如何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设立什么样的机构来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13]参见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因此，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强力推动，不管具体机构如何设置，都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被监督机关能不能接受这种不留情面的监督，会不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等等。二、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实践 虽然合宪性审查直到最近才被正式吸纳进政策话语体系之中，但这项工作在实践中以备案审查的方式早已存在并在悄然运行。